以中国速度领跑全球，中关村原创自主研发公司是怎样炼成的？

以中国速度领跑全球，中关村原创自主研发公司是怎样炼成的？聆听中关村先驱者的故事……

文/司马 魏月君

毋庸置疑，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40年来，中关村从京郊一个小村，成长为享誉全球、影响世界的自主创新示范区。目前，有超过2万家高科技企业在中关村蓬勃发展，其中高新企业1.3万家，上市公司320多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618家，独角兽企业近70家，创造着数以万亿计的年产值。

截至目前，中关村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突破8万件，累计主导创制发布标准7858项，其中国际标准330项。仅2017年，中关村企业就有51项（通用项目）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36项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关村从“电子一条街”到“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从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到全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紧跟技术革命浪潮，突破体制机制束缚，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永不言败的发展之路。

回首来路，2004年被称为中关村的“创造年”。那之前，是“92派”的一批又一批“下海”者。再之前，是中关村的第一代企业家们。

重提中关村，再说"92派"，不是例行的纪念，更不是将一群人物标签化，脸谱化，尘封到历史里。是时候总结一下"92派"留给我们的经验，这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如火如荼的“双创”。而“下海”那拨人，是以个人的声誉和资产承担失败的后果，他们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在我们共享中关村辉煌成果的今日，认真倾读中关村老、中、青三代企业家及创业者们的创业故事，看他们如何用行动诠释“中关村精神”，梦想着用双手托起科技兴国的太阳，展示中关村先驱和斗士们的无上荣光。

背景：“下海”一词的诞生

早年的创业不叫“创业”，叫“下海”。新中国的第一波“下海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年代，主流的创业者以“个体户”为多，大多是城镇待业人员，被逼无奈自谋生计，算是被动创业者。

1984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和珠海等地，在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全民大讨论中，用自己的“脚印”投了一票。是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在酝酿出台。在这一背景下，“创业潮”以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解放思想、搞活商品经济为主，一路高歌猛进。

这一年，一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敢者集体开拓了中国公司元年。从那时候算起，中国共有七、八次创业大潮，每一次大潮都有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离不开政府和政策的引导，更是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息息相关，早年的创业潮带有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烙印。在中关村创立了声名显赫一时的“两通两海”即信通、四通、京海、科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中国知识经济学者和“下海”的高收入群体，彻底扭转了“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脑体倒挂”等现象的局面。政府对留学生“都可以回来”的表态，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了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即“海归派”。

1992年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及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低层干部中出现了一次“下海经商”热潮，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加上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当年有40万人“下海经商”或“停薪留职”及彻底“辞职”，全国共计约50万人加入了“下海”队伍，推波助澜，闯入商海。

陈东升：“92派”发明者

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当时，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兼任《管理世界》杂志的常务副总编。陈东升这样解释自己首先提出的“92派”企业家:“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活跃的青年群体中有一些人开始弃官下海经商，我把他们叫‘92派’。1992年国家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真正发生变革的转折点。”

陈东升怀揣这两个文件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认为有了这两个文件，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1992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年头，社会主流价值已经把经商放到了一个重要位置上，很多人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陈东升毫不犹豫地辞职“下海”，并创办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拍卖公司。后来，陈东升又募资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

楼滨龙：“中国校企第一人”

楼滨楼是中关村第一代“下海”弃教经商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校办企业第一人”，原北大新技术公司创始人、首任总裁，北大方正公司创始人、首任总裁。1985年10月15日，北大成立“北大新技术总公司”，任命无线电系老师楼滨龙为总经理，不久又让其担任北大方正公司的首任总裁，1992年7月1日被北大解职。楼滨龙精明强干，他创办中国高校首家合资公司“北佳公司”，又创办以计算机贸易为主的“北达服务部”，为北大方正公司淘得第一桶金。他与香港金山公司的张旋龙、求伯君合作推出“方正汉卡”，为北大方正公司带来巨大利润。楼滨龙另一个插曲是被史玉柱请去出任巨人公司总裁。楼滨龙老师的妻子何绿萍教授是校企发展幕后的支持者，与北大校企第二代杰出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猛同在民革北大支部。

鲍岳桥：中国第一代“程序猿”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关村大街小巷，有一个名字几乎无人不知，他是中国第一代程序员鲍岳桥。当时最知名的UCDOS汉字系统，只要一开机就能看到“鲍岳桥研发”这行字。当计算机刚开始在企业和家庭中普及，软件研发成为最热门的职业时，鲍岳桥选择了辞职“下海”。1993年，他扔掉“铁饭碗”，从杭州进京到中关村加入希望电脑公司。此后26年，起起伏伏的创业路，让鲍岳桥成为改革大潮的见证者。

那一代的程序员天生有个使命——汉化软件。舶来品计算机初入中国，满屏英文字母无法推广应用。他研发出UCDOS汉字系统，让中国人可以更简单地操作计算机，并迅速占据了此类软件95%的市场份额。此前，鲍岳桥已经尝过开发软件的甜头——花一个礼拜研发出来的软件可以卖到几万元，而当时他的月工资只有60多元。但行业火爆的背后，是残酷的竞争压力。“与其说是技术更新，不如说是技术淘汰。”很快，鲍岳桥就感受到技术革新的压力——伴随着Windows系统的推出，曾叱咤风云的DOS系统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信息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形象生动的描述是：这个时代不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是快鱼吃慢鱼。

王永民：“王码五笔字型”发明者

中国学者为实现汉字信息化付出不懈努力，中国科学院院士支秉彝发明了我国第一个用26个英文字母键“形音结合”地为汉字编取代码的技术方案，北京大学教授王竹溪选取了56个新部首，把成千上万个汉字“拆解”成“新部首”的序列……推动汉字信息化的“王码五笔字型”发明者王永民成为代表。

1989年，王永民辞职“下海”，在中关村投资创办了“王码公司”。大家试想一下，当年如果没有中关村的科学家们闯入“老外”为自己设计的键盘，没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五笔字型输入法”，那么，我们汉字存在着被信息社会淘汰出局的可能性。“五笔字型输入法”发明至今38年，没有被新的输入方法颠覆足以证明，它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五笔”对于多平台覆盖手机不仅是趋势而且只争朝夕，移动通信综合终端的屏幕会越来越大，使用全键盘“五笔”对比西方以英语为主输入方法，优势明显且不影响输入的体验。其实，学习难度系数并不大，而且商业输入应用领域，五笔价值颇高。

王选：“当代毕昇”

王选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北大方正集团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被誉为“当代毕昇”“中国汉字激光照排之父”。他是有企业家头脑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探索型企业家。从1975到1993年的18年间，他一直每周工作65小时。到1997年，王选已经60岁，还一周工作40多小时。

釆访过他的记者刘韧这样描述：在IT界，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人的研发成就，能和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相比。不仅不能相提并论，甚至都不在一个量级上。王选之后，不会再有王选。

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企业，王选用方正完成了他的“科学商业化方程式尝试”。历史不会忘记，激光照排技术完全是中国人的知识产权，让我们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迎来了光与电的时代。

张树新：“中国互联网第一人”

1992年辞去体制内工作下海的张树新，先是创办了天树策划公司，淘到创业生涯中的第一桶金，随后转身投入寻呼行业，连续在山东建设了7家寻呼台。在20世纪90年代初，寻呼可谓暴利行业。张树新和丈夫姜作贤将家当抵押给银行拿到了800万元贷款，加上自己此前创业积累的700万元本金，注册成立了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发展史由此拉开序幕。

1995年，北京的中关村南大街上，出现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广告牌往北1500米，是“瀛海威”的网络科教馆，那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

当年的广告词里说：“进入瀛海威时空，你可以阅读电子报纸，到网络咖啡屋同不见面的朋友交谈，到网络论坛中畅所欲言，还可以随时到国际网络上漫步……”

“瀛海威”，是informationhighway的音译。“www.ihw.com.cn”这个网址，如今已无法打开，但在当年，它被称为“国内第一家大型中文网站”。

孙玉芳：“红旗系统操作之父”

受1992年南巡影响而下海的孙玉芳是“红旗操作系统”的发起人，北京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红旗中文贰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1996年受软件所委托，孙玉芳筹建北京中科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现该公司已改制为中科软股份有限公司，进入全国电子百强企业之列。1999年8月10日，以孙玉芳为首的团队发布红旗Linux操作系统，引起业界强烈的反响。2000年创建北京中科红旗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现在红旗Linux已成为国际知名品牌，红旗Linux桌面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已在国际上位列第一，在2004年开始的政府软件正版化采购中，红旗Linux频频中标，稳居第一。

从1999年开始孙玉芳与香港文化传信集团的朱邦復合作，筹建北京红旗中文贰仟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中文2000）。2000年12月公司成立，孙玉芳任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2001年中文2000推出了国内首个跨平台办公套件产品RedOffice，并和红旗Linux一起中标我国第一次政府软件正版化采购－－北京市的政府采购，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王文京：“软件首富”

王文京是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受“下海”潮影响，1988年，24岁的王文京和同事苏启强参加了一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政策说明会，听完后，两人热血沸腾，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的重要决定：辞职下海，借款5万元到中关村创办了用友软件公司。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跨出这一步可不容易，何况还是让人羡慕的部委工作；当然了，如今用友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软件供应商，这除了他们当年的勇敢，也离不开王文京在软件行业31年如一日的专注与坚持。

倪光楠：虽败犹荣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下海的科学家，倪光南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IT核心技术，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统上。全球化的市场浪潮里，他曾被定义为失败的一方，但如今再看陈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1995年6月30日上午，联想集团六层会议室，倪光南和柳传志分坐在第一排的两边。

联想中层以上干部200多人都要参加会议，虽然他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但仍静待事情的发生，不敢妄议。联想董事会宣布解除倪光南总工程师和董事职务。柳传志在随后的发言中声泪俱下，被解除职务的倪光南则镇定自若，他说：“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科教兴国），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会议结束后，倪光南和柳传志各自默默地离开现场。10年间，他们从风雨同舟变成背道而驰。

王志东：新浪创始人

王志东是新浪创始人，但他却在新浪上市后被炒鱿鱼。这位“中国网络之王”并未因此“退出江湖”，只是后边的几次创业比起新浪的成功逊色太多，而鲜为世人提及。

其实，大三时，王志东便开始在中关村大街上“混”了。毕业后，王志东在中关村做“皮包公司经理”。他揽了一活儿，帮助方正和四通激光排版系统做一个兼容。王选听说这个事儿后，亲自招见了这个“20出头的毛小子”，使得王志东有机会加入方正，做到“边打工、边创业准备”。从北大方正辞职后，王志东与同学创办了“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后来他又去了刚刚在香港上市的四通公司。

1998年8月，王志东认识了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生活资讯网SRSNet总裁姜丰年，两人一见如故，华渊和四通利方决意合并成一家中文网站。为此，王志东一夜未眠，憋出了新网站的名字——“新浪”。

新浪网成立后，王志东担任总裁兼CEO，开始发力资讯业务。一年多时间，新浪网就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其实，王志东当时没有什么秘诀，主要是一家独大，没什么竞争，最主要的还是王志东的技术相当牛X，公司现金流相当充沛，股东实力相当雄厚，还成为国内IT引进风险投资的首家企业。新浪网最后成了一家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控股公司，下面有四家子公司。王志东没有想到，他身为CEO统辖的管理团队（包括运营长茅道林、中国公司总经理汪延、财务长曹国伟以及另外两名法律事务主管和美国市场主管的高级经营层），已经在心中对他投了最后的不信任票，并最终铸成了王志东的“新浪悲歌”。

杜猛：发明了“中国芯”这个名字

杜猛现任中企资本联盟主席。作为60年代生人，杜猛遵循的原则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1983年4月10日，杜猛在钓鱼台国宾馆现场见证了中德双方出资比例各占50%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草约签订仪式，后生产的“桑塔纳”几乎成了“国民车”，这一里程碑事件催生出台了《中外合资企业法》，也影响着“小青年”杜猛。受92年南巡讲话的影响，杜猛放下“三尺讲台写春秋”的传统思维，于1994年5月从学校事业单位编制教务科长岗位上“停薪留职”后，加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九集团二级单位工作，同时，边打工边创业，拿着高薪补到创办的公司上去，他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旁边的“新奥公司办公楼上”租了一间房做试验室，又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樊会文博士，帮他在人大西门附近新浪公司所在的小区里租了套一居室住宅做办公室，支付了1500元中介费，建了“中企实用性芯片试验室”和“华创”两个公司。接着又在中央财经大学附近的孟州市驻京办事处租了一间房子，拉“涌金系”的魏东注册了“地平线”投资公司，找了几个人合伙，几个教师参与，就这样，试验室和公司都开张了。

杜猛他们先搞单芯片雷达系统产品贸易，又推销其产品在汽车中的广泛应用。后来换代成集成电路装配单芯片产品系统解决方案，他们给“实用性单芯片解决方案设计”起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芯”。当时，国内研发的目标，采用动态流水线结构，定点和浮点最高运算速度均超过每秒1亿次，接近于英特尔的奔腾l芯片性的设计，市场迫切需要单芯片解决方案。杜猛解决了燃眉之急。

1995年，杜猛因故退出创业公司，又计划出国留学深造，把公司移交给合伙人，终止了中关村创业生涯。1999年初，杜猛重返中关村并找到北大王选老师，在无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成为北大方正顾问，但并没有如想象那样获得预期担任公司要职。2001年在北大产业办主导下，他担任1994年成立的“北大高智研发中心”校企联合改制工作组组长，参与校企国资混改并担任重组后的“北京高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两个半软实力公司”

中关村最早有一个传说叫“两个半软实力公司”，一个是北大方正，一个是王码公司，半个是北大高智。

1994年北大高智注册成立，曾拥有一大批顶尖的计算机学博士和软件开发团队及其资本运作能力，与“巨大中华”都打过交道。“巨大中华”是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的简称。高智公司还拥有3个一流的合作试验室，45个技术专利项目，广州、上海、武汉、成都、烟台6个分司，2个合作生产基地。历史形成的原因、产权“不清晰”未能有效评估，实际资产远超注册资金。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消费国家，全球50%的芯片需求在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说自己的芯片技术是世界第三，那么没有人敢说是第二。我们缺少的是世界一流核心技术，而不是一般实用性单芯片技术。北大高智同期，我国有很多芯片课题组，致力于“中国芯”的研发，目标当然是CPU智能芯片。

世纪之交，杜猛还找到我国实业家、教育家陈嘉庚先生的孙女儿，邀请她到北大校企调研，联手打造“中国芯”。高通、TI等国际大企业也相继发布多媒体功能的单芯片，震惊业界，令许多默默无闻实干的科技公司感到绝望而被迫选择放弃芯片研发。一时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成为当时业内的“笑话”。此后，国产芯片一度无人问津，研发停滞不前。

…………

潮起潮落，“下海”到中关村创业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迤逦不绝。

数英雄，论成败，古今谁能说明白。英雄造时代，时代造英雄。中关村的这些科技先驱们，应时代而生，他们参与了改革，推动了变革，无论成败，都会载入史册；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就像为造福族人勇敢追逐太阳的巨人夸父，即便最终渴死于途中，仍然是我们千百年来代代传颂的英雄。